评文论艺 | 首届长江文艺论坛：保护、传承和弘扬长江文化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及考察湖北武汉所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2022年12月24日，首届长江文艺论坛在武汉举办。论坛以“长江文化的精神底蕴与当下价值”为主题，围绕多项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现特发布论坛部分专家的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论坛发言

讲好长江故事，打造长江文艺品牌 ■张士军（湖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首届长江文艺论坛的举办，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旨在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及考察湖北所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旨在聚力打造交流平台，深入探讨、研究和发掘长江文化内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回望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无论是炎黄子孙的起源、华夏文明的发祥，还是思想文化的兴盛、民族精神的淬炼，都离不开长江的哺育和滋养。长江流域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与黄河流域的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羌文化并耀千秋。长江绵延湖北1061公里，给荆楚人民带来了灌溉之利、舟楫之便、鱼米之裕。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是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土壤，老庄哲学想象丰富、义理精深，屈原楚辞文采艳发、冠绝千古。湖北文艺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推出了长篇小说《李自成》《张居正》《天行者》、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歌剧《洪湖赤卫队》、歌舞《编钟乐舞》、杂技《顶碗》、京剧《徐九经升官记》、话剧《同船过渡》、美术《黄河魂》《葛洲坝人 、歌曲《山路十八弯》、大型地域风情舞蹈诗《家住长江边》等一大批饱含时代气息、彰显荆楚特色，在国际国内影响广泛的精品力作。进入新时代，传承荆楚文脉，挖掘长江文化，聚焦长江主题，湖北省文联持续组织湖北文艺家开展写长江、摄长江、画长江、唱长江等系列文艺创作，先后举办了“写意长江——湖北省中国画作品展”“视觉长江——湖北省摄影作品展”等展览，举办了“长江原创歌曲音乐会”等展演，努力讲好长江故事，打造长江文艺品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艺新辉煌”。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文化强省建设步伐。我们将以此次论坛的举办为契机，致力打造广泛联动的文艺评论平台阵地和跨区域交流互动的融合创新发展模式，推出长江流域多样性文艺研究的创新成果。

“试看今日之环球，长江正辉耀于东方” ■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江是上苍对中华民族博厚、久远的恩赐。长江地区人文兴盛，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当下正在创造更加壮阔的现代文明。此次“长江文艺论坛”以“长江文化的精神底蕴与当下价值”为主题，意义重大。　　我与学界同仁合著的《长江文明》一书对长江流域的自然与人文进行了全方位介绍，并历数了世界其他大河文明的发展历程与特征，与长江文明进行对比辨析。中华民族对长江流域的认识和考察是逐步形成的，此书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打破区域阻隔，从中华文明的高度重新建立对长江文明的整体性认知，详解长江、黄河并立的文明格局，定义长江文明的历史角色。与此同时，又全面梳理了长江流域的认知史，大胆突破前人研究中相对固化的区域意识，在世界文明和中华文明发生、发展、变迁的大格局中重构长江文明的整体性认知，依次生发出时间、空间、自然、文化多个维度叙述长江文明的新意。　　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的早期发育厥功至伟，而长江流域依凭巨大潜力，自晚周急起直追，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北方之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羌文化并耀千秋。龙凤齐舞、国风-离骚对称、孔孟-老庄竞存，共同构建中华文化。中唐以降，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长江迎来领跑千年的辉煌。近代以来，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长江担当起中国工业文明的先导、改革开放的先锋。　　湖北作为长江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始终是国家、民族兴衰的一大关枢之地。而武汉作为长江流域的核心城市，其优胜处可归结为“水”“中”“通”三字。水”是武汉的独特优势，武汉丰富的淡水资源能够支撑未来城市持续发展；“通”是武汉江汉交汇、四通八达的地理格局；“中”，即为文明中心区。在21世纪中华文化阔步走向世界舞台的进程中，今天的武汉应该有充分自信。武汉形势之优，得滔滔万里的扬子江之赐，古人识此，今人更当举起“长江文明”旗帜，以之聚集力量，引领潮头。以“缔造从江汉起”的气派，做“江汉朝宗”文章，建设活力大武汉，正逢其时，而又时不我待！

保护、传承和弘扬长江文化 ■徐粤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

万古奔腾的长江孕育了巴蜀文明、荆楚文明、吴越文明等辉煌灿烂的长江文化，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熔铸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长江文艺论坛的创办，是文艺评论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以及文艺评论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文艺评论的方式保护、传承和弘扬长江文化、助力长江经济带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保护、传承和弘扬好长江文化对于探源中华文明历史根脉、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逻辑具有重要意义。长江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主体文化之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离不开对长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弘扬，也是科学把握传统与现代、打通历史与现实，把探源中华文明历史根脉与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文化逻辑统一起来的必然选择。　　保护、传承和弘扬好长江文化对于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也是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目标。新征程上，加强长江经济带建设迫切需要更好地利用长江文化丰沛的文化资源为经济发展赋能。保护、传承和弘扬好长江文化，加快推进文化与科技、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网络、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不断提高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文化参与度和文化影响力，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长江“样板”。　　保护、传承和弘扬好长江文化对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文艺作品具有重要意义。遍布在长江流域历史时空和广阔土地上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和文艺精品，是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与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结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梳理盘点好长江流域的传统艺术宝库，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推出更多展现和反映长江题材、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文艺作品。

荆楚文化在长江文明乃至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 ■刘玉堂（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荆楚地域是南方的“中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作为长江文明表率的楚文化横空出世，不仅与中原诸夏文化竞相媲美，而且与西方古希腊文化争奇斗艳。秦汉以后，这里仍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宽松的文化环境和应时的文化机缘，因而得以成为道家的摇篮、禅宗的沃土、南学的中心和新学的重镇，在思想领域、科技园地和艺文舞台也不乏石火电光、奇思妙想和佳构鸿篇。　　荆楚文化在长江文明乃至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在政治与体制、思想与学术、文学与艺术、科学与技术等诸多领域都有着异乎寻常的表现。　　首先看政治与体制。如果说，屈原风骨对中华民族精神锻造所起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楚国首创县制对中国行政建制设置的发凡起例作用，是荆楚文化对长江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重要赋能，那么，“湖北新政”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促进、辛亥武昌首义对中国制度变革的推动，则是荆楚文化对长江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显著贡献。　　其次看思想与学术。季梁“民为神主”学说和楚庄王“止戈为武”的理念，分别代表着荆楚文化在中国古代民本意识和人类和平思想形成过程中无可替代的地位。荆楚文化对长江学术乃至中华学术的贡献，突出体现在以陆羽《茶经》为代表的茶文化和分别以“天下禅林出黄梅”和武当成为“第一仙山”为标志的佛道文化。　　再次看文学与艺术。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国作家群体所创作的楚辞，是同《诗经》并峙的中国文学的两大高峰之一。春秋时期楚国乐人优孟以善于摹仿人物声形表演而闻名于世，“优孟衣冠”因之成为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代名词。清代中期荆楚“汉调”偕徽班进京，对京剧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最后看科学与技术。荆楚文化对长江乃至中华科技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以炎帝神农氏为代表的农耕文化、以大冶铜绿山为代表的青铜文化、以毕昇活字印刷术为代表的传播文化、以李时珍《本草纲目》为代表的医药文化诸方面。

水脉与流域的文化共生 ■金宁（文艺研究杂志社社长、主编）

说起长江，我想到“水脉”与“流域”这两个概念。科学上有其严格的解释，而我只是尝试形象化的描述：江河水脉是一条主线，包括了若干条分支线；是纵贯线也有曲折线，有分流亦有交汇；而其所流经、灌溉的两岸开阔的大地就是流域。常被论及的长江经济带，以我的理解，“带”就是对水脉与流域的概括。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若简单区分：水土之“水”，就是流经的路线，水土之“土”，就是润泽的区域；而生活其中的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承载者，在水土中生长，在文化中化育。　　经济有其辐射带，文化有其辐射区，而且更加宽广。长江流域的文化深厚博大，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在不断发掘中，其与今天文化中国、文化长江的因果关系、基因关系、哺育关系应该得到更深入的揭示，并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获得更新的力量。　　1991年，《文艺研究》和湖北、湖南两省文联在武汉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楚文化研讨会，讨论楚文化的历史及其在文艺上的地位和作用，包括与当代文艺的关系。三十多年前的这次研讨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上世纪30年代之后不断的考古发现，重新发掘并科学判定了楚文化艺术的价值，进而展开对长江流域文化的进一步探索；二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湖北当代艺术异军突起、蓬勃发展，重新接续了文化的雄强之气与厚朴根脉。应该看到，黄河文化中心论，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以楚文化为重要源头之一的南方文化、长江文化，这一情况在此后三十年中获得了很大改观。　　长江不仅在我们的地理感知、日常经验与知识世界、生活世界中，更在我们的文化自觉与当代文化建构中。文化有其传承，有其母体和基因，也有其“水脉”与“流域”，它的艺术前史、文化基因都将发挥作用。浩瀚长江水脉绵长、流域宽广，发掘、研究从古到今风姿多变的与这一水脉、流域共生的文明形态并延续它，是文化自强的应有之义。长江文化必将迎来大的发现、大的发展、大的创造。

长三角一体化对文学生产方式的改变 ■汪政（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长三角一体化作为国家战略显然更多的是从经济角度来设计的。但是，不管是从历史唯物论还是从当今经济在社会全面发展中的地位说，这一构思及其实践对这一区域的影响都将是全面而深刻的，文化自然不能置身其外。　　观念的改变将带来视野的改变，带来文学生产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深刻的、全方位的。在一体化的驱动与暗示下，文学写作的文化背景会发生变化，作家的视野将会不断超越或大或小区域，而将其置身于广阔的时空，其创作半径将大大延伸，这对地方性写作的影响可能是根本的。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作家们将在长三角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中汲取题材、淬炼主题。一体化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这一力量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经济生产模式的改变，不仅是人际交往的改变，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趋同，更本质的是身份的认同与情感的交融。文学不得不在这些层面安排故事、塑造人物、设计冲突，不得不在这样的观念下描写人们的情感心理、社会风尚与时代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的各个层面展开深入的思考。　　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体化格局对文学生产方式与生产规模的改变。要知道，如今的文学生产方式已经不是古典时代，正如同单一的、个体的手工方式已经不可能支撑现代经济生产一样，现代化的文学生产及其延伸开发已经越来越规模化、工程化了。网络文学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它已经是一种合作性的、综合性的生产方式，至于文学向下游产业的延伸更需要合作、开放与规模化。必须明白这样的现实和趋势，如果文学生产的边界依然停留在传统的纸质传播，那它“头部”的、第一生产力的性质与作用就没有发挥出来，它的供给侧改革就没有到位。文学作为资源的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它在不断开发中所产生的效应。而这种效应的产生又是以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基础的，是以现代科技为保障的，这恰恰是长三角地区的优势。地区的协同发展会自然产生新的分工、新的合作与新的文化产业模式，它将使长三角文学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经济与美学效能。

长江文化的审美精神 

——兼评刘醒龙的长篇散文《上上长江》 ■黄发有（山东省作协主席，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江文化是流动的中华文明。长江文化博大精深，我结合阅读刘醒龙的长篇散文《上上长江》的体会，谈谈一孔之见。　　首先，天人和合的原质之美。长江文化的本色之美，就像江边的草木一样生生不息。刘醒龙的《上上长江》是一种原生态写作。诞生于劳动中的艺术形式散发着汗水的味道，以不同形式对抗沉重的生存压力，体现出一种顽强不屈、明月入怀的朴素的美学精神。长江流域各地的民间艺术，都贴近老百姓日常的喜怒哀乐，活力充沛的民间土壤为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滋养。　　其次，文脉绵延的生生之美。长江造就了贯通巴山蜀水、荆楚大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文明具有标志意义的文化象征。方东美认为“生生”一个方面代表生命，另一个方面代表创造。而生命与创造的联动使得美的发生与发展成为一个绵延不息的动态过程。长江文化的生生之美是以生命的活动和活动的生命为基础形成的审美精神。　　在《上上长江》的“醉翁亭遇王黄州”中，刘醒龙奔着欧阳修去寻访醉翁亭，却邂逅了另一位被贬为滁州太守的王禹偁。关于李白，刘醒龙在李白墓前追忆诗人晚年的穷困潦倒，感受伟大的诗人内心的苦与痛，体会他们如何“将苦难变成传说”，感念他们“用非苦难的方式留给千秋万代的真理人性” 。长江文脉就像江流一样纵横交错，不同代际的文人星月相映，他们各不同的生命轨迹、审美追求，为文学和文化带来丰富性和多样性。　　再次，恢弘勇毅的正大之美。长江文化是奔放雄奇的巴蜀文化、浪漫飞扬的楚文化、开放包容的江南文化的复合体，氤氲着浩然之气。从虎跳峡到三峡，险峻的环境磨炼出在水上江边谋生的民众刚勇的气质。　　刘醒龙在写到黄石的“汉冶萍”时，揭开了“汉冶萍”那噩梦一样的耻辱历史。刘醒龙沉痛地意识到：“侵略者最为得意的肯定是文化的奴役，文化的奴役则表现在文化的自卑里。”濡养文化的浩然之气，就是要捍卫文化的独立性，以文化的自信自强激发文化创造的活力。

文明进程中的长江流域楚乐舞艺术 ■李幼平（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　　波涛汹涌出三峡，激情澎湃奔大海！长江流域的楚乐舞艺术因为楚人、楚国、楚文化而载入史册，南中国地区的楚文化因为楚歌、楚乐、楚舞而独领风骚。　　如果说一百年前对长江流域楚文化浪漫风格的认识，多源自楚辞等文献的文学性描述的话，那么，近当代考古发现的金石之声、“非遗”传承的钟鼓楚乐，尤其是失载两千多年一钟双音的伟大创造和自成体系的音乐理论，以及美轮美奂的乐器制造、诡异绝艳的乐舞图像，不断揭示长江文化深厚的精神底蕴与当代价值，为我们重新认识楚文化的浪漫，特别是在中华文明进程与当今社会文化建设事业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文化资源。　　从斫木为琴的炎帝神农，到演绎千古佳话的伯牙子期；从制作陶铃陶响器的屈家岭故人，到作持皇皇65件青铜编钟的曾国国君曾侯乙；从屈赋楚辞中的细腰长袖宴乐歌舞，到吴歈蔡讴和唱郢都的下里巴人；从漆木青铜器铭刻墨书的乐律理论和楚简中的音乐文献，到墓葬出土的均钟律管与文献记录的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等旋宫转调实践；从送和婉转的荆楚西声竹枝女儿，到跳丧摆手三声为腔的荆楚遗风……论及楚文化，一定绕不开楚乐舞！谈起楚乐舞，一定会津津乐道于荆楚艺术的浪漫气质与人文情怀，一定会感叹于近当代楚文化考古研究工作中不断获得的惊人发现，一定会沉浸在楚风浓郁、楚情依旧的荆楚地区非物质文化财产传承、创新与乐舞艺术实践活动中。　　肴羞未通女乐罗、涉江采菱发扬荷，宫廷震惊发激楚、陈钟按鼓造新歌，二八齐容起郑舞、吴歈蔡讴奏大吕……《招魂》记录的楚国祭祀场面，完全就是一幅南北东西、歌乐鼓舞的文化交融图画。而考古发现的音乐文物、乐舞图像，则十分具象地展现出楚文化浪漫而不失理性、规范却又特色鲜明的面貌，为认识轴心时代中华文化二元耦合、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史料。比如，《周礼》记载的竹类编管乐器排箫，楚墓出土的却是用片状石头打孔而成——它既模拟了排箫竹管编列的外形，更展示出先秦楚人极为高超的石质打孔技术与科技能力。同样是石磬，在两周时期中原地区几乎均为素面，而江陵纪南城出土的却是彩绘编磬——磬体表面先浮雕再绘彩，将凤鸟图案拆散之后重新组合，体现出鲜明的浪漫气质。而楚墓独有的虎座凤鸟架悬鼓，则早已成为楚文化的醒目标志。

中国电影的长江意象及其美学意蕴 ■孟君（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中国电影诞生以来，电影中的长江在不同的时期、被不同的电影创作者加以多元化的描述，并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美学价值。　　中国电影对长江的叙述形成了三种类型的意象：一是作为物质环境的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自西向东横贯中国中部，漫长的地理轨迹使得长江具有参差逶迤的特征。电影中的长江既有《渡江侦察记》中湍急凶险的遒劲之态，也有《长江图》中蜿蜒流淌的柔美之姿，是有创造力、有生命力的崇高的自然意象。二是作为人文景观的长江。电影是都市神话，讲述无数都市家庭的悲欢离合。长江流经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众多城市，电影史诗《一江春水向东流》将长江塑造成诗意的、浪漫的意象，使之成为中国历史大转型节点的时代象征。三是象征现代化进程的长江。电影与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同步，一方面呈现了自《狂流》以来几十年对革命的、政治的长江意象的描写，另一方面也在《巴山夜雨》《三峡好人》《失孤》等电影中展开了各种世俗的、社会的长江意象书写。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长江意象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和衍变。在民国时期的电影中，表现辛亥革命时期的纪录片《武汉战争》开启了长江的视觉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达到高峰。在新中国至新时期电影中，长江影像主要通过革命战争题材电影表现，包括《渡江侦察记》《渡江探险》《突破乌江》《金沙江畔》《九龙滩》等。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中的长江影像最为丰富，《巴山夜雨》《大渡河》《巫山云雨》《江城夏日》《日照重庆》《长江图》《南方车站的聚会》《人生大事》《你是我的春天》从不同角度表现不同形式的长江。　　上述不同阶段的电影作品中的长江意象产生了丰富的美学意蕴。革命战争题材和社会变革题材的电影塑造了革命的、意识形态的美学，弱故事、强情绪的影片孕育了诗意的、浪漫主义的美学，表现长江流域的人与社会的影片则形成了真实的、现实主义的美学。总体来说，中国电影中的长江意象有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美学特征，它是精神的、现代的和视觉的。

湖北美术在新时期的弄潮 ■尚辉（中国评协理事、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

在新时期中国美术变革的版图中，湖北美术不仅提供了变革的思想理论支撑，而且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戳记了探寻变革的路标。　　在长江下游的南京，不乏传统的积淀，包袱越重则变革往往形成反叛力量。李小山“中国画穷途末路论”着眼于对传统中国画的全盘否定。作为长江出海口，上海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混杂之地，这里有自发组成的现代艺术群体，却难以形成影响全国的艺术狂澜。处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显现出长江文化的深厚滋养。由周韶华《大河寻源》画展开启新时期中国画向大文化、大美术发掘的新变革道路，提倡中国画不再局限于文人画传统，而是溯源两河文化，在中国画变革中展现出长江中流文化的深厚底蕴。周韶华提出的“横向移植”“全方面观照”中国画变革方案，在理论上勾画了变革路径与方法。　　1985年创刊的《美术思潮》杂志，在新时期文艺思想解放上起到了理论先行、破除艺术思想桎梏的作用。作为新潮美术的理论阵地，《美术思潮》积极译介了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并刊发了中国批评家对中国现实艺术的思考，其理论成果体现了那个思想解放时代对新的艺术的构想。正是这本刊物引领了中国艺术家走向思考并进行包含理论探讨的艺术实验，刊物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如彭德、皮道坚、鲁虹等都成为新时期非常有影响的艺术批评家。　　尚扬、冷军、石冲等开始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崭露头角，和当代完全模仿西方现当代艺术的作品的艺术家不同，他们力求从长江文化中获得全球观照的独特性。从尚扬的《黄河船夫》《爷爷的河》到《大风景》《董其昌计划》系列；从冷军的《世纪风景》到《五角星》，从石冲的《被晒干的鱼》到《行走的人》《综合景观》等，形成了湖北油画方阵。尤其是冷军、石冲在极度写实中形成一种艺术观念，使架上绘画率先形成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样式。这种极度写实所具有的观念性又辐射了湖北工笔画，李乃蔚、李传真、陈孟昕等突破了传统工笔画的写实限度，形成了湖北美术的另一工笔画方阵。　　湖北美术在新时期的爆发也显现了美术教育在长江中游形成的“蓄水容量”。这里不仅有中国最早的三大艺术专科学校之一的武昌艺术专科学校，而且在新时期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美术教育集群，正是学院化的艺术教育优势滋养与哺育了新时期的湖北美术人才，从而为新时期中国艺术变革提供了新思考、新资源、新示范。

重庆诗词的长江想象及其美学特征 ■王本朝（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庆拥有诗源流长的诗词文脉。独特的地理风貌成就了重庆诗词独特的江水意象和雄浑风格。李白的“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陈子昂的“奔涛上漫漫，积水下沄沄”，王士祯的“云开见江树，峡断望人烟” ……所写皆为嘉陵江上的风光美景。最被诗人反复吟咏的是长江三峡，可谓名副其实的文化走廊和诗歌圣地。三峡的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寒猿暗鸟、巫山彩云、萧萧落木、滚滚江涛，这些都被诗人定格成风景画，演绎为情感流，成为无数诗人与读者萦绕心中的三峡梦。　　三峡诗歌，从宋玉的《高唐赋》中走出，在郦道元的“三峡”歌谣中唱响，经由李杜诗篇的洗礼，白居易、刘禹锡竹枝的咏叹，再加上苏轼、苏辙辞赋中的铺排，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融入近代诗人的热血，汇流而成刘伯承、陈毅等革命家身上那种负载民族使命的豪迈远行，演绎成吴玉章“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的艰卓砥砺。　　历史终于迎来千年巨变，“江流石不转”的风景依然，诗人之笔赋予的则是三峡更美好的意境，毛泽东的“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更是给世界的诗情承诺，显示出中华民族崛起的豪迈与自信。　　古有诗言志，文以载道之说。历代诗人描写重庆山水之作，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山水诗，而有另一番景象和别样的心性。要么是宋玉式的上天入地的诡谲想象，要么是李白般的豪放洒脱，或是陈恭尹“通牛峡路连云栈，如马瞿塘走浪花”的激流勇进。照面万山峰丛，扁舟穿行于激荡的礁石缝隙之间，自然虽是可怕的，但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诗人却另生一番心境。他们不是畏葸停步，而是探索前行，在困境超越中获得精神的快慰和力量，在自然伟力面前，诗人也有了阔大而恢弘的人生境界。李白东行三峡、杜甫寄寓夔州、苏轼咏叹扁舟，无一不是指向一个精神意象，即人生有如江流曲折，难免不会遇到激流和险滩，不会经受峡谷的重重阻遏，只有克服阻遏奋力而为才能冲出峡谷，才可迎来寥廓江天。这是一种何等豪迈的人生情怀！

南京：南北交汇与文学之都 ■张光芒（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何定位处于长江下游矗立江边的南京及南京文化？以前有几种流行的和常见的角度与定位，我既要对这些定位的准确性加以商榷，同时寻求对其定位更合理的探讨思路。这几种角度分别是强调古都之“古”、京城之“京”、江南之“南”。　　在中国，以“京”命名的城市只有两座，即北京和南京。从古都与今都的区别上来定位南京的特点似乎不无道理，而且这也很自然地会突出南京这座城市的独特地位与影响力。然而，古都之说尚未抵达这座城市的灵魂精髓，况且著名古都尚有好几家，南京的建都史在长度上亦非为最。　　由此，人们认识南京的另一个角度更为常见，这便是从南与北中突出其“南”之内涵，即，同为“京”城，北京是北方文化与北方城市文明的代表，而南京是南方文化与南方城市文明的典型。这也是人们最乐意突出的特点。　　然而，在我看来，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化之后，今天的南京城更为本质的特色并不在于“南”，而在于它的“南北交汇”。南京素有“钟阜龙盘，石城虎踞”之说，但是，这种充满“龙盘虎踞”的帝王之气，与莫愁湖的玲珑剔透、玄武湖的樱洲花海、幽静迷人都是互补共生、相得益彰的。与此同时，南京的民风民俗、方言俚语、生活习惯、衣着饮食等等，亦是南北交汇，这与从南京往东南方向继续延伸之后的苏锡常、上海以及浙东北形成了较鲜明的差异。　　南京城的南北交汇却是南中有北、北中有南的有机体，是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存在。可以说，南京的存在证实了一种南与北之外的第三种特色。这构成了南京这座城市的基本底色，也是这座城市生态演化与生命运行的逻辑核心，其核心在于不走极端，也不在两端之间游移不定，而是能够在两极之间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交汇方式去安身立命。南京的一系列城市特色，包括文学之都的气质、天下文枢的流脉，都可由此逻辑地延伸拓展和演绎——雅俗共赏，中西合璧，新旧碰撞，兼收并蓄。这也与地理诗学的基本规律相吻合。

楚文化与鄂籍现代作家 ■胡德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世界华文文学与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楚人历经万千磨难，形成了忍辱负重、桀骜不驯、坚毅顽强、狂放不羁、思维奇诡、勇于创新的性格基调，楚人发愤图强，审时度势，敢为人先，飞则冲天、鸣则惊人的首创精神、生存智慧和发展谋略成为了楚文化的精髓。　　楚文化的精神风貌在楚文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并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老子》义理精深、想象丰富；《庄子》恢诡谲怪、“汪洋辟阖”；屈原楚辞“奇文郁起”、惊采绝艳；宋玉辞赋文采艳发、光耀千古。楚文化的特质与精髓已融入华夏文明之中，成为了中华文化宝库中珍贵的精神遗产。　　文学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楚人性格之好强、坚韧、倔强、叛逆历两千余年至今不改。我们从现代湖北籍作家闻一多、曹禺、胡风、胡秋原、聂绀弩、聂华苓等人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大致可以领略到典型楚人后裔的风骨和楚文化的精神。同为楚人后裔、深受楚文化滋养的现当代作家，闻一多、曹禺、胡风、聂华苓等，个个感情浓烈、个性卓尔不群。在闻一多身上，楚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挚爱与自信、绚丽浪漫的诗风、热烈愤激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及决绝的战斗姿态。在曹禺早期戏剧创作中所呈现的浓烈的悲剧色彩、灼热的情绪、爱恨极端的人物，彰显出楚人的生命热情、狂放风骨与楚文化的诡怪奇绝与浪漫精魂。在诗人兼文艺理论家胡风身上，楚文化的基因加上鲁迅的影响，则铸就了他磊落高洁的人格、高傲倔强的个性、刚正不阿的气质、顽强不屈的精神。与这三位前辈作家相比，聂华苓因女性作家的性别差异、独特的“三生三世”的漂泊人生以及更开阔的视野，楚文化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更突出地体现在创造了独特的融入了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自由叛逆的女性形象、通过对20世纪华人“漂泊者”的书写传承和拓展了楚文学的“放逐”母题、在坚持现实批判精神的文学创作中成功地融入了现代主义的表达技巧。

武汉大禹治水传说的中华文化基因 ■庄桂成（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文化决定一个群体的身份认同，而其中那些长期稳定存在的结构或元素，被称为文化基因。武汉大禹治水传说，就蕴含了中华文化的某些基因。　　武汉大禹治水传说讲述的是尧舜禹部落联盟时代，长江、汉江流域特别是武汉段水患成灾，民不聊生，大禹率众在武汉疏江导汉，驯服了洪魔，使长江、汉水在这里交汇，汇入大海，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是反映大禹在我国中部长江流域治水的独特而典型的神话故事。武汉大禹治水传说的内容，主要是讲大禹及其儿子的治水故事，如龟蛇锁大江、灵龟镇怪化龟山、大禹治水收赑屃、禹青飞帽堵洪水、大禹贮粮米粮山、禹种殿前柏等。　　考察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不得不提及轴心时代。轴心时代中国文明形成的基本价值成为主导中国文明后来发展的核心价值。经过轴心时代以后两千年的发展，中国文明确定地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偏好，有学者就把其归结为四个方面，即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而这四个方面，在武汉大禹治水传说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大禹在治水期间劳身焦思，居外13年，过家门而不入，他成功地疏江导汉，使汉水在龟山之南与长江合流，形成了“江汉朝宗”之势，是为责任先于自由。大禹治水带着随行人员来到古汉阳城西山洞，百姓藏大米于山洞供大禹等食用，洪水退后，还剩下许多大米，大禹命人将米藏好，不带走一粒，是为义务先于权利。长江水怪作乱，洪水泛滥，百姓苦不堪言，大禹遣治水大军中的灵龟大将助阵，结果灵龟与水怪同归于尽，是为社群高于个人。相传赑屃经常背负三山五岳到处兴风作浪，害得百姓民不聊生。大禹治水时，赑屃被大禹收服，大禹利用其力大无比的特长，命其为治水先锋，是为和谐高于冲突。　　中华文化基因中的这些价值理念，不仅影响了几千年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且在当今时代，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和谐合作世界的建立，仍具有普遍的意义。